蒋晨婚礼(祁峰蒋晨震惊世界的婚礼)

蒋晨婚礼(祁峰蒋晨震惊世界的婚礼)

(投稿信箱:hnsxsfzyjh@126.com)

关键词:富二代 法律责任 继承权 犯罪学

“富二代”(英文为Rich2G,即“Rich second generation”的缩写)是指在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先富裕起来的人的子女,他们依靠继承父辈的家产而拥有丰厚的物质财富。

有人对我国现阶段的“富二代”做过分析,发现其有四种基本类型:一是有事业有成型。一类型的人珍惜父辈打拼所积累的家业,发愤努力,不断获得成功。其人数比率大约占“富二代”的20%。二是顺其自然型。“富一代”艰苦创业,虽说赚了一些钱,但实力并不是很强,仅比普通人富裕得多。他们在平稳发展的同时,对子女的要求也不是很高,在这种不温不火中,其子女多数学业比较成功,既能创业又能守业,但竞争能力平平。这种类型的人大约占“富二代”的18%。三是“父衰子落”型。这种类型的人尽管其父辈拥有不少财富,但因年事已高,精力不济,或经营不善,而子女也无回天之力,其家业逐渐走向衰微。这种类型的人大约占“富二代”的12%。四是纨绔子弟败家型。这一类型的人凭借父辈富足的家产,财大气粗,横行霸道,不仅不思进取,饱食终日,花天酒地,而且不务正业,惹是生非,甚至无视国家法律法规,践踏社会道德良知而为所欲为。这种类型的人,保守估计,至少占“富二代”的50%。

我们这里所说的“富二代”不端行为是一个外延比较宽泛的概念,就其内容表现形式而言:除了一般意义上的,诸如为财、为色等而做出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之外,而更多的则是以游戏、戏谑、“恶搞”的方式,寻求畸形的感官刺激和满足变态心理而做出的侵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行为。

一、“富二代”不端行为种种

从媒体所披露的案件事实来看,“富二代”所做出的不端行为,依其危害性之大小,依次可以归结为如下几个基本类型。

1.悖德。

所谓悖德,也就是其言行背离社会伦理道德准则。这突出表现为缺乏自尊自爱和炫富嘲贫。

一些“富二代”享受着优裕的物质生活却不懂得如何去提高或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而是放荡不羁,视低级、庸俗为快乐和“享受”,追求感官刺激和畸形的消费方式。据报道。杭州某高校一名叫小薇的“富二代”女生不仅自拍多幅大尺度的“不雅照”,而且将其放置在微博上,让他人“疯传”。据环球网2010年11月17日报道,一段劲爆的选秀女“脱光走秀”的视频也在网络上曝光,网友人肉搜索发现,该“选秀门”女孩是四川某地产大亨之女,家境相当不错,算得上是“富二代”。由于从小父母离异,疏于监管,所以其生性叛逆,我行我素。据传,在重庆市,有“富二代”公子查某借恋爱交友之名玩弄女性逾百人。在江苏南京市奥体中心北门一带,一伙“富二代”车主经常在夜深人静之际驾着豪华跑车疯狂飙车,让附近小区的居民不堪其扰。当媒体记者实地采访时,这伙“富二代”狂妄至极,竟扬言要拿钱砸死记者。

有钱不是错,但若“炫富”且讥笑他人贫穷和无能,则格外“伤”人、恼人,也就为人不地道了。然而,一些“富二代”根本不顾及他人这般感受,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如“富二代”某女手抱大量百元钞票在大街上招摇过市,并称“只有下等人才坐公交”。一位开着豪华跑车的女“富二代”耀武扬威,对着路人大声吼叫:“本小姐驾到,不识相的尽早闪开,本小姐今日雅兴,晒晒照片和大牌,你们羡慕妒恨去吧!”并讥讽说:“也只有你们无能的80后,又怕老板骂,又舍不得那点薪水罢了!”2009年5月,一位来自山西的某一煤矿老板之女手提整整一麻袋现钞逛上海车展,速即引起众多市民的强烈反感,表示实在难以忍受该女子目中无人的态度和恶俗的“炫富”行为。北京“富二代”女孩英子因公然嘲笑、挑衅穷人也遭到大批网友严厉的指责。其原因就是她家拥有多套别墅和“经适房”却还花钱雇请大量枪手去争抢“经适房”的排名。她扬言一定会得到房子,并讥讽跟她抢房子的人“都是买不起房子的穷鬼和心理阴暗的大妈”。并叫嚣说:“我不稀罕什么破房子,我家随便一套房子50万还得加0呢?我就是要永远排第一,气死那些骂我的人。”英子还趾高气扬地说,她所雇佣的“都是找不到工作的蚁族大学生”、“一小时只要6块钱”,并由此嘲笑我国的大学教育说:“自己高中毕业后不去上大学是明智的选择。”其嚣张气焰引来诸多网友的猛烈抨击。“见过么?宾利、法拉利不够档次,只能做录影车”,“姐的指甲是花了3000做的”。这是2010年1月8日在某网站首页出现的一则题为《穷人看看我们的婚礼,然后把你们的婚纱照都撕了吧》帖子中的一段话。该帖介绍,2009年10月18日,在江苏省吴江市的盛泽镇举行的一场婚礼,其奢华程度让人咋舌。据帖主“蒋晨”自曝:自己就是当天的新娘,嫁妆中除了支票、金砖和金碗外,还有一辆价值480万的白色兰博基尼,并且全部贴出了照片。“漂亮的婚纱是法国订的”“戒指多大我就不说了,免得又因此多几对离婚的”。帖子中还提到,“光礼花就放了好几万。”

2.违法。

法律是人人应当遵守的社会行为准则,然而一些“富二代”却恃财傲物,肆无忌惮,藐视法律而为所欲为。吸食毒品,嫖娼狎妓,聚众豪赌,酗酒,打架斗殴,寻衅滋事,飙车闯人,毁损货币等,已成为一些“富二代”刻意追求的享乐和最大的嗜好。

人民币作为我国的法定货币,国家有法规明确要求每个公民应当爱惜,不得随意毁损。然而,一些“富二代”心灵扭曲,为了炫富,目无国法,“视钱财如粪土”,故意毁损人民币。某网站载图三张:第一张为某一“富二代”女郎悠闲自得,吞云吐雾,竟用百元新钞当火柴点烟卷;第二张是一位“富二代”公子在百元钞票上乱涂乱划,使之面目全非;第三张是数张百元钞票被剪碎,散落一地,画面中的几位“富二代”男女笑得前仰后合,一副乐不可支的模样。此外,用人民币当纸巾揩擦鼻涕,将人民币嵌放在爆竹中炸毁,将人民币铺成地毯供人踩踏,或抛入臭水沟让人疯抢以此寻乐之类的事也时有耳闻。

对于驾车,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也有明确规定:驾车应取得驾驶证,上路应有行驶证,不得饮酒驾车,不得闯红灯和不得超速行驶,等等。但是一些“富二代”置若罔闻,漠视他人生命,违规驾驶,疯狂飙车。2009年5月7日,在杭州,一个叫胡斌的“富二代”驾着三菱牌豪华跑车在闹区行“S”型线,超速行驶,将横过斑马线的路人撞倒(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胡的几个朋友开着芙菲尼迪、保时捷、法拉利等豪车赶到现场意欲“保驾”。据目睹现场情况者介绍,这些人“打扮时髦,手揽漂亮女孩,嘴叼香烟吞云吐雾”,“在现场完全没有目睹事故和生命消逝的慌乱,自顾聊天,好像周围发生的一切都与自己无关”。2009年9月8日11时许,一辆未挂牌照的崭新宾利跑车向武汉市武东站口急驶而来,执勤的民警拦车检查。民警发现:该车持有的“鄂A”临时牌照上登记的车架号与该车实际车架号完全不相符,且该车驾驶员也未携带驾驶证。面对民警的询问,该驾驶员摆出一脸不屑,连声呵斥:“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要钱,我有的是钱????”。据其朋友介绍,驾车者姓张,26岁,其父为该市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板,身家过亿。该辆车是刚买的,还没有办理牌照,也未在车管所登记,张某便邀他们几个出来兜风。雅虎画报2010年11月17日以“浙江两‘富二代’驾跑车飙车相撞”为题报道,浙江义乌发生一起严重车祸,一辆保时捷与一辆宝马剧烈相撞,宝马随后起火,保时捷也报废。现场录像资料显示,两车时速均在200码以上。保时捷的车主是义乌某房产公司老总的儿子。

3.犯罪。

犯罪,即危害严重、触犯刑律且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然而诸如故意损坏他人财物、私藏枪支、盗窃和诈骗他人财物等这类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在一些“富二代”身上也接连发生。

王烁,澳籍华人富商之子,被称为“京城四少”之一。2010年12月17日,王烁驾车时与“京城四少”的另一“少”王珂发生纠纷,他便持枪从车窗指向王珂,王珂报警后他还驾车跟随,并故意撞击王珂驾驶的车辆,致使王珂的车起火。据称,王烁横行霸道、无视法律的行为并非偶然一次,早在2010年7月15日晚,王烁在车库与他人发生矛盾后,便纠集多人,将对方的车拦截后损坏。他还多次购买、私藏枪支,经鉴定,其中具有杀伤力的就有4支。

据水母网2012年1月14日讯(YMG记者史崇胤),在山东省莱阳有这样一伙青少年,他们在城区到乡镇主干道两侧附近的村庄,趁农民外出劳作之际,翻墙或撬门入室。入室后,翻箱倒柜,大到金银首饰、数千元现金,小到一毛钱的硬币,什么都偷,除了钱之外,烟、酒、水果????凡是能用的、值钱的全都拿走。莱阳公安局团旺派出所根据群众举报成功捣毁这个青少年盗窃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其中年龄最大的18周岁,最小的16周岁,共作案40余起,涉案金额6万余元。据了解,8名嫌疑人均为独生子女,家庭条件都相当好,有的家庭还特别富裕,父母给的零花钱都不算少,但他们却仍然要去盗窃。据嫌犯之一李某说,他每天醒来时想的就是怎么去花钱,钱花完了就想着怎么去偷钱。偷了钱就一起去吃喝玩乐。记者问其中一名嫌疑人:“你觉得这样的生活有意义吗?”他回答说:“我们一起喝酒吃饭、上网、蹦迪,有时候一天能花5000多块钱,我觉得很快活。”

据《京华时报》2011年4月17日报道,是年3月,青岛市警方接到一名女子报案称,她在一男性朋友家做客时,被要求一起吸毒并发生了性关系,随后还被该男子抢走银行卡、钱包、身份证等物,包内有2万元现金。据了解,该男姓任,家境很好,20多岁就开上了价值百万的奔驰车,家住东四环外的高档住宅区内,面积200多平方米,卧室的衣柜里挂满名牌服装,还有多块价值不菲的名表,根本不缺钱花。警方在任某家中还查获了毒品冰毒及吸毒工具。任某称,他吸毒是因为无聊,抢劫只为寻求刺激。

另据2012年1月19日扬州网讯,“富二代”徐某17日下午因犯诈骗罪,被邗江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7万元。据称,这是徐某第二次站在了被告席上,被控罪也是诈骗。徐某曾因犯诈骗罪获刑6个月,2010年刑满释放。出狱后,恶习不改,自2011年3月至8月间,又先后编造能帮人介绍工作、驾校报名、买便宜车等谎言,作案4起,骗得购物卡和现金共计6.6万元。徐某时年27岁,常州人,大专文化,在一家银行上班。当记者问及为何又走“老路”时,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迷失了自我”,“是好逸恶劳让我沦落到了今天的下场。”盯着手铐,徐某告诉记者,他家境很好,从小生活优越,花钱大手大脚。毕业后,在一家银行上班,工作很好,但他嫌太麻烦。记者问:“家里不缺钱,又有好工作,那第一次为什么诈骗?”徐某回答:“为钱。工作的时候,觉得无聊,迷失了自我,开始赌博,经常输。输了之后,我爸就帮我还,但后来窟窿越来越大,家里的积蓄和我的存款都被我挥霍得差不多了(还欠下10多万元的高利贷),就想着自己小哄小骗一点钱,当时,没有什么法律意识,不知道是犯罪。”赌博本身就是违法犯罪,为了赌博又行诈骗,罪上加罪。27岁的“富二代”徐某,居然不知道是犯罪!何等的荒唐、可笑!这何尝不是个人、家庭和社会的悲哀?

二、“富二代”不端行为产生的原因

有人对域外情况研究分析后认为,“富二代”问题是我国特有现象,亦即国外不存在“富二代”之类的问题。对此,我们尽管无法做出更广泛细致的考察而不敢轻易断言其实际情况是否的确如此,但“富二代”问题在我国现阶段如此严重和突出,应该说已是不容争辩的事实。那么,在我国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了有效遏止“富二代”问题的发展和蔓延,我们有必要对此作一探究。引发“富二代”问题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我们将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加以分析。

1.从宏观层面来看,应该说,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为“富二代”问题的滋生提供了适宜的外部环境。具体说有以下因素:

(1)权钱交易,执法不严

混乱的法治环境致使“富二代”为所欲为。“富二代”行为的一种突出表现形式就是狂妄、骄横。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狂妄、骄横行为的产生离不开其生活环境的娇生惯养,也就是对其某些过错行为的宽容、迁就和放纵,亦即人们常说的娇惯。而这种“娇惯”现象在我国现实条件下,它不仅普遍存在于家庭生活中,也同样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家有家规,国有国法。不能说我们的社会缺少规范个人行为的规则,但问题是这些规则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一些“富二代”的行为之所以骄横放纵,为所欲为,就问题的实质而言,并不是他们不惧怕规则的制裁,而在于他们认为自己可凌驾于规则之上,即凭借富足的财产完全有可能规避规则的惩罚和制裁。而他们这种心理的形成,就同当今我国社会普遍存在的规则意识淡薄、办事不讲原则,尤其是执法不严、权钱交易等诸多不良环境因素密不可分。如前文提到的,王烁的违法犯罪行为远不止一起,但在此之前的行为为什么没有受到追究?还不就是社会普遍存在的“违法不究”或“执法不严”等“娇惯”问题使然吗?当一个人违规之后不受追究,自然就感受不到规则的威严;没有对规则的敬畏,也就不可能有浓厚的规则意识和自觉遵守规则的行为了。

(2)强资本,弱劳动

错位的分配方式使得“富二代”骄奢淫逸。只要我们认真审视一下我国现有的物质利益分配,不难发现“按资分配”已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分配形式,而由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为主”的“按劳分配”却不仅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贯彻与落实,而且在目前条件下(劳动者所获的劳动报酬无论是在GDP中,还是在企业增加值中)已完全处于“为辅”的地位。这种“强资本、弱劳动”颠倒错位的分配方式,加之相关政策法规的不完善、不配套,使得财富拥有者凭借其巨额的不变资本,既可以肆无忌惮地盘剥雇用劳动者从而获得更多的财富——“坐享其成”成为食利者阶层,由此而过着纸醉金迷、花天酒地、荒淫无度的寄生生活,同时也为其子女营造了一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必奋斗、拼搏——养尊处优的生活环境。于是乎,不少“富二代”因此而形成了一种好逸恶劳的思想观念和挥金如土的行为习惯。

(3)价值偏离,信仰缺失

低俗的财富观导致“富二代”放荡不羁。一些“富二代”之所以财大气粗,盛气凌人,也不能说同我国现今的思想文化观念——社会民众对财富的态度存在严重的偏差等因素不无关联。也就是说,社会民众对金钱财富的过分崇拜,孕育和催生了“富二代”自命不凡、目空一切优越感的形成和随心所欲、骄横放纵行为的发生。我们不得不承认,时下,在我国社会拜金之风、享乐之风十分强劲且越刮越烈。这种“以财富论英雄”的社会价值标准,使得一些人将财富拥有者奉若神明,对之顶礼膜拜,也使一些人为了金钱财富而见利忘义,无视国家的法律法规,甚至是不惜身家性命而疯狂掠夺。受金钱标准的挤压,高尚纯正的价值观、是非观、得失观和荣辱观在一些人思想观念里已荡然无存。当在富豪相亲会上众多妙龄美女身着比基尼同台竞艳,当“拜金女”放言“宁可在宝马车中哭泣,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时,富人们想不盛气凌人都难。生长在如此这般文化环境里,“富二代”恃财傲物,骄奢淫逸,行为放纵,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2.从微观层面看,应该说是残缺不全的家庭教育为“富二代”不端行为的出现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人是需要接受教育的。这种教育不仅包括完善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同时也包括良好的家庭教育。正因为如此,我国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社会、学校和家庭都应当履行教育好未成年人(或子女)的义务。然而,“富二代”身上所呈现出的问题都不同程度地与上述几个方面的教育缺失或者说不到位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由于我国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两个方面存在的问题众多、涉及面广泛而一时难以细说清楚,故而在此我们仅就对人之影响最为直接、最为关键的因素——家庭教育所存在的问题作一探讨。

有言道,子不教,父之过。应当说,富裕起来了的“富一代”对其子女的教育不存在“不教”之类的问题的,然而只要认真审视一下便不难发现“富一代”对其子女的教育,无论是其教之内容,还是教之形式无不存在着严重的缺失。

(1)教育内容偏废。其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二是重保护,轻磨砺。一些“富一代”虽然积累了不少财富,但也为此吃过不少苦头。吃过苦的人最担心和害怕自己的子女“重蹈覆辙”,如同他本人一样,再行吃苦。因此,一些富人对其子女可以说是有求必应,百般呵护,尽可能地让其生活高档、豪华和风光:为其购置豪车,让其吃豪宴、穿品牌,挎名包。他们却全然不知,这种过分、糊涂的爱,客观上为子女的成长营造了一种极为不利的环境,使他们从小便养成了一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养尊处优、好逸恶劳、不思进取的懒惰习性。“富二代”没有经历过物质贫乏年代,不知道受苦、挨饿是怎么回事,父辈的经历更像是一种遥远的传说。由此,一些“富二代”任性、放纵、缺乏责任感,也就不足为奇。也就是说,面对着财富的突然增长,一些富人还没有学会怎样做富人,即并不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财富来恰当地教育自己的子女。

三是重养育,轻管教。一些富人对子女的养育真可谓煞费苦心和不遗余力:“含在嘴里怕融化,吐出来怕飞走”,更不忍心让子女受半点“委屈”。因此,平时对子女身上出现的过错不以为然,听之任之;当子女出现大错而面临处罚时还尽可能地遮掩和袒护;在无法“保护”时,则用钱“消灾没罪”,以“息事宁人”。其全然不知由此带来诸多消极后果,不仅让子女丧失了判断是与非、美与丑、善与恶的基本的标准,也使他们逐渐形成了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用钱打天下——“钱能通神”、能摆平一切的思想观念。于是,一些“富二代”心理歹毒,行为放纵,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2)教之方式失当。这种失当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类:

一是易走极端。要么是溺爱有加,要么是严厉过度。怜爱子女,人之常情,但过分的爱会适得其反。一些富人将子女置于至尊地位,让其吃“独食”,为其做“独生”,而不让孩子做任何家务劳动,认为会耽误他们的学习、休息和娱乐。殊不知,由此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另一种情形是严厉过度。一些富人平时很少同子女进行感情沟通和思想交流,甚至是不闻不问,但一旦子女出错,便拳脚相加,大打出手,奉行“棍棒底下出好人(孝子)”。

二是忽视身教。一些富人做事不讲规则,只要能赚钱获利,啥手段都敢使用:坑、蒙、拐、骗,堂而皇之;行贿——腐蚀、拉拢权贵,既不脸红,也不心跳。致富后不思进取,奉行“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无酒明日忧”、“宁叫花下死,做鬼也风流”醉生梦死、及时行乐、得过且过的人生哲学。成天沉醉于声色犬马,挥霍无度,行为极不检点。常言道,上梁不正下梁歪。其子女身临其境,耳濡目染,势必养成目空一切、为非作歹、好逸恶劳、游戏人生的心理和行为习惯。

三是缺乏慈悲情怀。一些富人发家致富之后饮水不思源,即不懂得报恩,不懂得回报社会,不愿承担任何社会责任。腰缠万贯,个人消费可一掷千金、万金,却“九牛”不愿拔“一毛”用于社会公益或慈善事业(致使许多地方用于“见义勇为”、“扶贫”之类的善款难以筹措到位)。一些人不仅缺乏知恩图报的意识和乐善好施、扶贫帮困的慈悲情怀,有时甚至还恩将仇报、恃强凌弱,仗势欺人。其所作所为,既冲淡或弱化了社会必不可少的怜悯之心、关爱之情,也对其子女形成自私自利、冷酷无情、恃财狂妄的习性产生了严重的“示范作用”。

“富一代”在教育其子女方面既存在内容上的偏废,又存在方式上的失当,自然也就谈不上尽到教育其子女之义务了。况且这些缺失的消除或弥补,,也并非有义务的“富一代”力所不及的!

三、减少“富二代”不端行为的法治对策

面对“富二代”身上所呈现出的诸多问题,我们自然不能置之不理、任其泛滥。怎样才能做到有效地预防和减少这些问题呢?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导致“富二代”问题出现的原因不少,因此防治的途径和对策也不可能是单一的,而必须“综合治理”,也就是要借助全社会的力量,从大到完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管理制度,小到针对某个特定的对象设计、制订出具体的防治方案等多个层面、多个角度进行防控和治理。在此,本文仅从法治的角度,对防治对策作一探讨。从法治角度而言,遏止“富二代”问题的滋生和漫延应努力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

1.完善立法,以强化“富一代”教育子女的责任感。

鉴于家庭教育在子女成长过程中所具有的重大影响作用,我们认为,应当以严厉的法制责令“富一代”切实承担起教育好其子女的义务。

众所周知,义务是不能推卸即必须承担的责任,更何况父母教育子女在我国还是一项具有强制性的法律义务。“不能推卸”、“必须承担”,则意味着如果“推卸”或者说“不承担”应有的责任,就应受到处罚——让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上文分析中,我们看到,我国“富一代”在教育子女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不能说不多,不严重。如何使“富一代”尽到教育好其子女的法律义务,即在操作层面上使这种法律规定得以真正的落实,应当说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们认为,这有两个方面的工作必须做好:一是完善立法,二是严格执法。就立法而言,法律规定了某个对象有何种法律“义务”但不规定对象“不尽义务”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就不能不说是立法方面存在的一个严重缺陷。然而,我们看到,虽然我国的一些法律法规对父母教育其子女之义务做了规定,但是对不尽义务者如何处罚,即如何追究其失职后的法律责任,除了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做了一些规定外,其他法律法规(如《婚姻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并未做出这方面的规定。况且就《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所做的规定而言,也存在内容单一(仅规定了“不履行监护职责”,并未提到“不履行教育义务”)和用语笼统模糊(怎样“训诫”?何谓“严加管教”?语焉不详,不易操作)之类的问题。就司法而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也十分突出而急需解决。因为在我国父母不尽教育子女之义务的现象是如此的普遍和严重,但是只要考查一下我们的司法实践,我们却无从找到一个某人因不尽教育子女之义务而受到过责任追究的案例。

要改变“富一代”对其子女不尽教育之义务的现状,既需要完善我们现有的立法,同时也需要解决执法不到位的问题。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在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增设“法律责任”条款。比如,在《婚姻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中,除了规定“义务”之外,还应当规定“不尽义务”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并尽可能地把这类规定做得更为具体和详细,以利于实际的操作和运用。

二是扩大现有“执法主体”的范围。由于“不尽义务”的“富一代”既存在个体差异,也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因此,为了及时、有效地责令“富一代”承担起教育其子女的义务,同时减轻现有法律确定的执法主体——公安机关的工作压力,有必要把“富一代”所在的社会区基层组织,如街道居委会,或村民委员会纳入“执法主体”的范围,以增强对“富一代”履行教育子女之义务状况的检查与督促,确保法律法规规定的贯彻与落实。

三是严格按照《行政监察法》和《行政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不履行检查、监督职责的相关单位和个人的“失职渎职”,或者说“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行为进行处罚。

2.开征遗产税,以削减“富二代”继承父辈财产之权利。

我国的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也就是说,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子女继承权是公民应该享受的一项基本宪法权利。但权利不同于义务:对于权利,权利相对人具有选择的自由。也就是说,就权利获得者而言,他可以接受,也可以转让,或放弃;就权利授予者而言,他可以削减、限制,甚至是剥夺。而义务则是义务承担者不能推卸,即必须做到的。更何况,我国宪法规定也是说“国家依照法律规定”来保护“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这就意味着完全可以根据现实的需要,通过制订或修改“法律”这种合法的方式来削减或限制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事实上,我国《宪法》第16条也有此类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法定以外的人”。由此可见,削减“富二代”继承父辈遗产的权利在我国是其有法律依据的。

按照上述宪法规定,可以说,一个人即便只有一个儿子(或女儿),但其子(或女)也不一定有继承父辈财产的特权,而是其子女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他(她)有能力(包括德行和经营管理能力)值得获得父辈财产的继承权,否则,就可以剥夺其继承权。就现实而言,在我国由于财富的传承习俗,要创造财富的“富一代”把财产留给血缘之外的人或社会似乎还不太现实。但我们认为,这里更多的也只是涉及到一个社会民众认识水平的提高,或者说意识观念的转变以及相关制度的跟进方面的问题,而绝非没有必要和不具可行性。

就其必要性来讲,应该说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尽管有调查显示:在11203名受调查者中有48.46%的人表示在我国目前不适合开征遗产税,但是并不表明这部分人认为开征遗产税没有必要。从其所列举的“反对”理由来看,大多也只是认为相关的制度尚未建立起来而已。更何况这部分人也懂得向富人开征遗产税具有“缩小贫富差距”、“鼓励后代积极进取”、“完善税制”、“扩大税源”和“提高税收调节的力度”等诸多“重大意义”,况且他们也明白“开征遗产税是大势所趋”。

就其可行性来讲,应该说也是不成问题的。这不仅表现为国外有成功经验可资借鉴、国内有一定的民意基础(如,有34.03%的受调查者认为我国“目前适合开征”、有65.67%的受调查者表示“遗产税应针对富人征收”,而且在操作层面上也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早在2004年我国就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遗产税暂行条例(草案)》。当然,实施开征遗产税这种涉及面广、政策性强、规范化程度要求高的社会性行为不能贸然行事,而必须创设相应的条件,搞好相关配套制度的建设,但这些都不是不能做到的事情。由此,我们认为,只要认真对待、严格依法行事、不断总结经验、稳步推进,在我国向富人开征遗产税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其实,运用开征遗产税的方式削减或限制子女对父辈财产继承权在国外不乏其例。有资料反映,目前世界上开征遗产税的国家和地区已多达100余个。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子女要想从父辈继承全部财产是行不通的。比如,在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德国、美国和我国香港地区早就有法律明确规定富豪的财富不能过多地留给子女而必须通过缴纳遗产税的方式大量返还社会。从其开征遗产税所产生的作用效果来看,其积极作用之大也是任何人无法否认的。更何况,我国《宪法》所说的也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通过修改法律(继承法)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来限制或者说削弱继承人的继承权。

在我国,开征遗产税既然有法律根据、现实必要性和可行性,那么将其付诸实施,其作用效果表现在它既可有效减少“富二代”因继承父辈丰厚的财富、无需自己拼搏而导致的生活奢靡、行为放荡之类的恶习,也可以极大降低因财富的过分集中、两极分化问题严重而引发的社会矛盾与冲突,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由此可见,向富人开征遗产税,也不失为预防和减少“富二代”不端行为的一种重要举措。

发表评论

登录后才能评论